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于探究财富增长的机理并用以改进人类福祉。导致经济增长的直接且根本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单位时间内劳动产出的增加。引起生产率提高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技术进步，其二是独立于技术进步的贸易。直接导致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和得自贸易的收益，都和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专业化密不可分，而分工与专业化程度则取决于市场规模大小，简单说就是参与生产和交换活动的人数众寡。市场规模的边界则决定于减弱或消除不确定性、给行为体提供奖惩激励、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以上所述大致构成了一个关于经济增长逻辑或过程架构的完整叙事。

 

如果把市场规模进一步细分，便有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仅就国际市场而言，由于各国的自然禀赋、发展阶段和生产要素各有特点，并彰显出各自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潜在或机会的国际分工收益便出现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此时就和对外开放度或国际市场参与度密切相关了，因为国际市场参与度高低直接影响到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后所得贸易收益的多少。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途径为贸易与投资，后者又可分为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两种。鉴于各国为维持经济活动运转而设立了各自的制度安排，故各国的制度差异往往成为鼓励或阻碍贸易与投资的杠杆，并创造出获利机会或租金。随着分工日益深化与细密，各国获取国际分工收益也越来越依赖于制度安排。这一样以来，贸易与投资便有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基础：基于要素差异的潜在国际分工收益；基于制度差异的潜在国际分工收益。随之我们就有了基于要素的贸易与投资和基于制度的贸易与投资。前者与后者的直接主体分别是厂商和政府。

 

任何厂商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它便获得了特定产品或产业链条上的一个特定位置，并获得所在产业“链节”上或产业“链段”内的分工收益。由于要素差异和制度差异的存在，不同国家的厂商处于产业链的不同节点上或区间内，因而获得的分工收益大小各异。作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厂商与政府均会充分利用要素差异或制度差异来维持并拓展国际分工收益。通过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通过研发带动创新、通过扩大生产求得规模收益、通过改进制度稳定预期降低交易成本或人为制造租金等等，都是可以采用的、事实上也是经常被采用的手段。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产业链位势往往被视为一个广义的收益改进途径。而实现此类改进的手段之一，便可能是一国厂商对外进行直接投资。

 

论证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有助于母国或母国厂商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正是李国学副研究员的《跨境制度匹配、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价值链升级研究》一书关注的焦点。本项研究的一个亮点在于“以制度环境与生产环节的匹配为切入点，探讨制度环境约束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价值链升级问题”。作者的分析框架建立在国际贸易投资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基础之上，以不同国家或地区制度环境差异形成的不同竞争优势为分析起点，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境制度匹配”，证明中国企业能够凭借从事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来推动中国竞争优势动态升级。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通过适应性改变制度环境来鼓励厂商走出去不失为明智之举。

 

阅读初稿过程中我的受益还包括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特在此提出来与作者和读者进行探讨。首先是对全球价值链（或供应链或产业链）的理解。谈及“链”，人们通常想到的往往是有先后顺序的、单一方向的、存在尽头或终结点的、环环相扣的序列。或许更准确的描述是全球价值树，因为“树”既有环环相扣和向上延展的含义，还有循环往复的意思。根干枝叶各有其不可替代性，果实开启的更是一个新的生长周期。对教育这一服务品的“消费”，反过来又会成为创新的源泉。其次是对全球价值链（为讨论的方便在此仍用“链”）中各环节相对重要性的理解。如果把价值链上各链节的相对重要性转化为“权力”，同时考虑到获取这种权力需要资源投入，那么最大化一国或某一厂商国际分工收益的策略就转换成了最大化其权力指数，表现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取与投入多者同样大的权力。目标函数变了以后，政策或策略亦会随着改变。最后是对制度环境的理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制度以及对己国而言的他国制度都是非中性的。国家间的博弈、尤其是大国间围绕主导权的博弈，其焦点之一便是制定并运用于己有利的制度抑制打压竞争对手。鉴于国际制度具有强烈的工具性质，进行“跨境制度匹配”操作时，对制度的甄别和明智巧妙利用就显得格外必要了。

 

将制度经济学引入国际分工或全球供需链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并不多见。考虑到国际经济领域的独特性，包括主权国家林立没有世界政府以及国家间存在激烈的主导权之争，国际经济问题研究最恰当的分析工具大概就是包括制度经济学在内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了。李国学这本新著恰是沿着这一很有前途的研究方向扎实迈进的一项成果。这也正是我欣然接受邀请为这样一本学术著作写一篇序言的主要原因。

 

本文为《跨境制度匹配、对外投资与中国价值链升级》序言

来源：新兴经济体研究会C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