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超越矛盾分歧和差异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伯江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采访。

    在今年中日双方纪念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中，“不忘初心”“重温初心”等话语常常成为活动主题。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是什么？为何50年后仍被双方所珍视？杨伯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可以归纳为三点，即战略远见、政治勇气和求同存异。

    杨伯江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首先是战略远见。在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形势下，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来自北方的现实威胁，也就是苏联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在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后，亚太地区特别是亚洲的国际战略格局为之一变，符合当时双方的共同利益需求。

    其次是政治勇气。“在今天来看，中日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合理的、智慧的、正确的选择，但当时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比如之前整整20年，‘旧金山和约’在1952年的4月28日生效，使中日邦交正常化面临复杂的形势。在日本国内，广大民众和经济界也渴望恢复与中国的邦交，恢复和中国的贸易往来。但是，日本的亲台势力是一股不小的政治力量。包括日方领导人在内，要决心推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确实是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气。”杨伯江说。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还包括求同存异。杨伯江说，无论是1972年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还是此后50年间，中日作为邻国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就是能够超越这种矛盾、分歧或是差异，从两国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出发，实现邦交正常化，实现和平相处、互利合作。两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存在差异，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据中方统计，中日贸易额从1971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了2021年的3714亿美元，增长了370倍。杨伯江表示，在中日关系的“知天命”之年，双方应该总结的最主要经验之一，就是和平合作、互利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对中日关系50年的发展成果，我们一定要给予充分、恰当的评估。首先确实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福祉，都有经贸数字可查。”

    在投资方面，截至去年年底，日本对华累计达到1200多亿美元。中国对日投资起步较晚，但也已累计达40多亿美元。杨伯江说，日本在华企业有3万多家，关系到多少人的工作岗位和多少家庭是可以推算的。因此中日互利合作确实让两国民众从中受益。

    “第二条就是要重信守诺。”杨伯江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是比较特殊的。双方谈判过程比较迅速，从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访华，到9月29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只用4天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历史伟业。其后1978年的8月12日，双方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经两国立法机构批准。

    杨伯江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是一种体现东方智慧的综合性政治解决过程，而不是纯法律的解决过程，这是以中日双方同为亚洲国家共有的东方智慧和东方文化为前提的。因此，政治解决背景下，在历史脉络之上，更需要遵守以往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做出的郑重承诺，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

    迈向下一个50年，中日两国学界应该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在杨伯江看来，中国学界是大有可为的。战略研究界应该深化同日本学界的学术交流，加强对一些深层问题的探讨。例如战后亚洲的政治安全秩序是以“旧金山体制”为基础形成的单边主义秩序，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位置在哪里？中国的作用在哪里？中国的角色在哪里？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杨伯江指出，亚洲地区的秩序已经来到一个需要思考重构的历史阶段，这应该成为学界的一项学术事业。

    中日各领域合作的潜力如何挖掘，也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社会治理或亚洲区域治理、东北亚区域治理等方面，在实践之前以先期研究为基础，获得智力支撑。

    “关于中日经济关系，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太多了。比如说日本的经济实力，我们看到GDP（国内生产总值）还要看到GNP（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日本的海外资产。”杨伯江指出，中方既要看到日本对中国的依赖，也要看到中国对日本的需求。“对方对我们的依赖，可能量更多一些。我们对对方的需求，有些还是处在重要的部位的。把这样的问题搞清楚，对我们的决策非常重要。”

    学术研究也会对广大民众产生影响。杨伯江表示，学术界应该面向国际和国内，让一般的民众了解到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全貌，从而对外交和国家利益有更多深入的了解和支持。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