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权力与福利：大国博弈的国际经济政治学分析
摘要：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国家间博弈过程中保持、扩大自身相对实力的权力追求缺乏考量。而在大国博弈背景下，权力在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间贸易中的重要性则更加凸显。基于此，在经典的两国贸易理论中引入权力要素，将经济学注重的绝对福利和政治学注重的相对福利视作行为体的双重目标，运用博弈论方法，可以为大国博弈建立一个简洁、方便、贴近现实、适用广泛的国际经济政治学分析框架。由此可以发现，在一个由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组成的两国博弈中，后发国家更加偏好“扬己长补己短”战略；先发国家更加偏好于“压彼短扬彼长”战略，而一旦决定比较优势的技术差距由大变小，先发国家则更倾向于全面打压后发国家甚至“脱钩”。
关键词：大国博弈 贸易 权力 福利 双重效率
作者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2488）；夏广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P26—P46
责任编辑：张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各个领域均有所反映，在经济学领域亦十分明显，其突出表现就是大国博弈背景下权力要素回归国际贸易关系并由此产生对相对福利的高度重视。
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主要从绝对福利改进的维度探讨自由贸易的结果，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对相对福利变化的关注。所谓绝对福利，即行为体从财富或消费中所获得的满足感或效用。所谓相对福利，即行为体从与其他行为体的福利比较中所获得的满足感或效用。大卫·李嘉图（David Ri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是西方经典贸易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其核心思想是两个国家在两种产品上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存在差异，即使一国在两种产品上均处于绝对劣势，两国依然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绝对优势更大或绝对劣势更小）的产品并进行自由贸易来实现双方的福利改进。比较优势理论为基于技术差异和生产率异质性的国际贸易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相关的后续研究不仅将李嘉图两国两部门研究框架拓展为两国多部门和多国多部门框架还将部门层面的比较优势拓展至企业层面的比较优势。然而，这些研究的规范分析高度集中于绝对福利，很少触及相对福利，以致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自由贸易理论在过去200多年里一直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因为仅从绝对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能让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或地区获得福利改进。不过，这一共识在21世纪初开始发生变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济实力消涨、科技竞争加剧”“权力政治回归、规则博弈白热化”等新特征，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的理解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曾经是自由贸易旗手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于2004年在《经济学展望》上发文，通过考量两国同时生产两种相同产品的情况，发现如果两国生产同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不同便会出现潜在贸易收益，而在此基础上，如果两国进一步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进行交易则双方均可获得收益并改善自身福利。萨缪尔森的新模型的关键点即引入了技术进步变量。但问题在于，尽管两国均能获益，但可能存在相对落后或弱势一方的受益程度更大的情况，其结果将导致两国实力对比的差距缩小。而在萨缪尔森看来，这一情景就意味着一国受益的同时另一国遭受了持久的损害。在引入国家福利改进幅度差异考量后，特别是将其置于国家实力差距缩小的背景下时，原本纯粹的经济学逻辑热情拥抱的东西，就可能一下子变成需要严加防范之事。对先发国家来说，这恐怕是不可容忍的。经济学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为政治经济学，亦即一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颇受冷落的权力要素又被请了回来，由此产生的对相对福利的重视，反而成为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制造贸易纠纷乃至发动损人损己贸易战的理论依据。
萨缪尔森的理论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一大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贸易自由主义的裂痕，并据此开始预测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和大国贸易冲突。中国学者对此亦多有关注。
事实上，马克思早已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中对贸易问题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他首先揭示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贸易体系中的不平等性，指出在对外贸易中“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 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同时也强调了贸易给不发达国家带来的绝对福利改进，“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国家之间确实可以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绝对福利改进，但收益分配的不对称性和权力关系的结构变化却有可能使部分国家的相对福利受损。那么，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经济互动中应该以绝对福利还是相对福利作为目标呢？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的诸多研究部分回答了这一问题。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物质利益等福祉在维护强权动机面前往往会退居次要地位，这反映出国家行为体对相对福利的重视程度高于绝对福利。而经典贸易理论通常将国家行为体的目标函数设定为绝对收益或绝对福利最大化，在这个单一目标的指引下，推动帕累托改进和达到帕累托效率成为评判目标实现与否和实现程度的基本尺度。
显然，经典贸易理论忽视了大国博弈背景下国家行为体对权力要素和相对福利的高度重视。一旦考虑博弈对手或力量对比，仅仅关注福利的绝对改进显然不够充分，必须将自身与对手或竞争者总体实力之差异纳入视野。这样一来，国家行为体的目标函数就包含双重内涵，即绝对福利与相对福利“双重改进”并最终实现“双重效率”。
所谓绝对福利改进，即行为体财富或消费提高所带来的满足感或效用增加。所谓相对福利改进，对先发国家而言，即拉大两国绝对福利之差距或比例所带来的满足感或效用增加；对后发国家而言，则逻辑相反。“双重效率”，即绝对福利与相对福利“双重改进”充分实现的理想状态，在这一状态下，绝对福利与相对福利双重改进的空间被充分利用，一国再无余地去推动绝对福利与相对福利的同时改进。也就是说，当想要再继续改进相对福利（扩大与对手之差距）就不得不牺牲自身绝对福利、想要再继续改进自身绝对福利就不得不忍受与对手差距缩小（相对福利恶化）时，一国就达到了“双重效率”。在“双重效率”实现之后，一国不可避免地需要在绝对福利与相对福利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先发国家的绝对福利水平一般远高于后发国家，在面对后发国家的快速追赶和激烈竞争时，先发国家往往倾向于追求相对福利，其损人不利己甚至损人损己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
对国家行为体追求绝对福利和相对福利这一双重目标进行形式化的交叉学科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理论中，相关分析虽然非常丰富，但基于形式化模型的研究并不多见。与此同时，以形式化模型见长的西方国际经济学却对这一双重目标鲜有讨论。在经典贸易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基础上，运用博弈论方法对国家行为体的这一双重目标进行形式化的交叉学科探究，这一分析范式便是“国际经济政治学”，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也与当前流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一定差别，旨在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对国际关系问题加以研究，即“国际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或解释”。作为一种尝试和补充，大国博弈的国际经济政治学分析能够为复杂的大国博弈搭建相对简明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大国博弈的理解，并更好地应对新的世界动荡变革期，为妥善处置大国博弈下的对外关系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基于此，本文强调相对福利对于大国博弈的重要性，在经典的两国贸易理论中引入权力要素，并遵循博弈论分析理念，将经济学注重的绝对福利和政治学注重的相对福利同时纳入国家行为体的目标函数，在理论上将帕累托改进和帕累托效率拓展为绝对福利与相对福利“双重改进”和“双重效率”，尝试为大国博弈提供一套尽可能简洁完整、使用便捷、贴近现实、普遍适用的国际经济政治学分析框架。
大国博弈背景下国家行为体不仅追求绝对福利最大化，而且非常关注博弈双方的相对福利和实力对比。本文在经典贸易理论中引入权力要素，将经济学注重的绝对福利和政治学注重的相对福利视为同时纳入国家行为体的目标函数，在一个由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组成的两国世界中，通过对几种博弈情形的模型推演和数值解析得到如下发现。
第一，绝对福利与相对福利“双重改进”和“双重效率”依赖于两国的技术分布和权力分配, 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和权力获取往往会导致贸易条件（交换比例）的可行区间被压缩，后发国家在贸易条件谈判时有了一个更高的底线——更有利的交换比例，先发国家实现双重改进的可行空间受到限制。
第二，在大国博弈的特定条件下，后发国家同时提升比较优势部门和比较劣势部门生产率的“扬己长补己短”战略是后发国家实现绝对福利与相对福利双重改进的最优选择，提升优势部门生产率会形成贸易利得的增长效应，从而同时提高两国的绝对福利水平，而提升劣势部门生产率会压缩两国博弈的边界，提高后发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权力位置，改善其分配劣势，形成贸易利得的分配效应，最终会提高后发国家的相对福利水平。此外，后发国家在“扬己长补己短”战略下，可以通过同比例提高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来保持两国原有的比较优势不变，从而避免单纯“补己短”战略下两国因比较优势消失而出现被动脱钩。
第三，在先发国家各部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先发国家全力压制后发国家比较劣势部门生产率、鼓励或放任后发国家提升比较优势部门生产率的“压彼短扬彼长”战略是先发国家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维护绝对福利与相对福利双重改进的最优选择，提升后发国家优势部门生产率会产生贸易利得的增长效应，同时提高两国的绝对福利水平，而压制后发国家劣势部门生产率则会巩固先发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权力获取和分配优势，提升先发国家的相对福利水平。
第四，大国博弈背景下，两国追求双重改进的最优策略组合之间相互矛盾，博弈难以形成两国均实现双重改进的稳定纳什均衡，博弈双方围绕后发国家劣势部门展开技术压制与反压制的激烈角逐，在两国差距显著缩小或博弈激烈程度趋高时，先发国家更加重视相对福利的倾向将使得博弈双方从合作走向竞争乃至脱钩，导致国际贸易模式从“互联互通”走向“局部不通”。
第五，在绝对福利与相对福利“双重改进”和“双重效率”的分析视角下，一旦后发国家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全面技术进步和各部门生产率提高，先发国家会寻求从全面技术竞争下的“脱钩”状态重新回到开放经济下的“互联互通”模式。
本文力求给出一个简明的两国两部门模型，运用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博弈论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要素和大国博弈进行形式化表述。虽然模型相对抽象，但整个理论架构与现实世界密切关联并表现在：一是立足现实，亦即基本设定和前提假设均与大国博弈的现实环境一致；二是反映现实，亦即模型结构整体上映照出真实世界中大国博弈的关键因素和核心特征；三是贴近现实，亦即策略分析和数值模拟乃对博弈双方复杂互动过程的一种简化描述，读者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这一模型分析和理解当前世界的大国博弈，尤其是中美经贸博弈。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探索多国博弈、权力要素的微观基础、市场规模效应和产业间溢出效应等相关问题，以求在更高的维度、更广的角度和更微的精度上拓展这一理论框架的应用范围。
〔本文注释内容略〕
（本文转自 中国学派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