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源自于微信公号光明网-学术频道2020年9月30日）

9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办的“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外人文交流”研讨会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活动分为“全球公共产品的进展与挑战”与中国人文公共产品的着力方向”两个半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世界经济与政治》副主编袁正清研究员与外交学院《外交评论》执行主编陈志瑞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经政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在致辞中强调了国际人文交流在国际关系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次研讨会议主题有两个基本背景，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个就是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指出，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讲到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从全球公共产品视角讨论中外人文交流，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依据制度经济学的逻辑，治理规则背后是治理理念，这和人文交流密切相关。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要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应该构成我们进行人文交流的思想基础。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峰会上特别强调要“聚焦行动”，要起而行之，要以可视成果为导向。对研究者而言，讨论人文交流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希望与会学者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在“坐而论道”的基础上转化成“起而行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从大国战略竞争的角度分享了他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观察。总体上，大国战略竞争导致国家主义凸显、多边主义下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在大国战略竞争中作为一种策略性手段。具体而言，美国更多是缺少意愿承担公共产品，中国有强烈的意愿，能力则在逐渐增长中；相比于美苏之间的体系对立，中美融合在一个体系中，霸权国试图退回到相对隔离状态可能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分化；基于工具理性，公共产品供给本该作为扩大影响力的有效手段，大国会增加供给并形成供给竞争，导致有效供给增多。然而现实却是中美战略竞争导致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动力下降，这是一种逆向效应。伴随全球性、普世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下降，美国可能会转向以一定的身份或门槛为标准重新建立俱乐部。需要认识到，供给公共产品、倡导价值规范、竞争领导地位，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内政治需求。

外交学院《外交评论》编辑部主任吴文成认为，在大国竞争时代，公共产品的霸权供给在强化，国际组织的多边供给在衰退，但后者仍然发挥相当的作用，成本-收益考虑和正当性赋权都促使霸权国和崛起大国要借助国际组织供给全球公共产品。一般而言，国际组织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通过两大类、六种方式实现，分别是功能性被动服务（制定标准、汇聚信息、提供平台），以及政治性主动塑造（分配资源、扩散理念、解决争端）。从冷战结束后到本世纪初期的大国合作时代，国际组织供给全球公共产品实际上不断从前三种模式向后三种方式逐次强化。但这一供给模式正日益受到当前大国权力转移带来的挑战：即大国尤其关注全球公共产品转化为政治和军事收益；大国尤其重视公共产品的分配效应和各国的相对收益问题；大国为争取盟友而优先供给同一集团或阵营的国家；大国更重视国家间的单边霸权供给而对多边供给的资源投入意愿下降。大国战略竞争推动国际组织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发生转变，根据公共产品依赖何种技术实现供给，可将其分成三类情况，并对应三个转变趋势：在需要通过联合努力供给的领域如气候变化，因集体行动困境凸显，国际组织通过政治性塑造而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开始衰退，渐次回撤到功能性被动式供给；在需要克服最薄弱环节供给的领域如全球传染病防控，国际组织公共产品供给从资源分配型向倡议型平台回归；在需要单一最大努力供给的领域如5G标准，国际组织供给也从全球性统一供给向大国主导下的区域联合供给转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周强对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方式——“让利式外交政策”进行了讨论。让利外交指消耗一定本国资源，作出主动让利的外交政策。崛起国在以这种方式提供公共产品时也会重塑国际格局。“政治距离”概念可以衡量国家间关系，反映实际或想象的对方国家对于本国生存威胁的大小，政治距离越近则越友好。依据政治距离可以建立“国家朋友圈”的同心圆模型。霸权国与崛起国同时占据两个同心圆结构的中心位置，其他中小国家的位置则由它们与两国的政治距离决定。通过定量与定性方法可以验证由同心圆模型推导出的两个理论假说：第一，崛起国会在外交关系中对中小国家实施让利式外交政策，但让利式外交还需考虑策略性和政治必要性。第二，崛起国对于中小国家实施的高于政治距离允许的让利能缩短两国间的政治距离：更多的让利能在三到四年后显著缩小政治距离。研究结论对于中国的启示是谨慎乐观的。乐观是因为国际格局并非一成不变，崛起国可以通过高于政治距离允许的让利来提供全球性或地区性公共产品，拉拢中小国家；谨慎是因为滞后三到四年的让利才能显著改善当今的政治距离，这对于崛起国的经济实力和战略定力是巨大的考验。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沈陈的发言围绕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机制与人文公共产品展开。随着金砖国家机制的不断加深和各国之间交往增多，人文交流的内容也愈加丰富。其实，在金砖国家的“三轮驱动”中，除了安全政治和经济金融之外,人文交流占据很大部分内容。具体来说，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形成了跨文化对话、国家品牌形象以及民众各领域交往等三种模式，也发展出人文交流活动、人文产品联盟以及面向世界的共同宣言等人文公共产品。金砖国家开展人文交流是为了加强五国相互联系，让五国民众理解金砖合作的重要性。不过，由于五国相对强调文明个性，且机制建设仍有诸多不足，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在现实中效果有限。关于未来如何提升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机制的效果，首先要化危为机，利用疫情塑造五国之间的合作新机遇；其次要在相对容易的领域寻求扩大共识，打造金砖人文交流品牌；再次是更好发挥多元主体的参与表达，动员智库、宗教、媒体甚至演艺圈等具有高认知度的人士参与；最后是注重五国相互学习对方在软实力建设中的有益经验。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世界经济调研》编辑部副主任赵远良针对让利式外交政策指出，有些国家畏威不畏德，这是让利式外交政策需要警惕的。此外还需要对“让利”的“利”在概念上进一步解释，有些利益是能商榷的，但涉及核心利益就坚决不能让。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徐进提出，交流是一种平等且交互的行为，而公共产品则是向外界提供他人欠缺的事物，从公共产品的视角看中外人文交流，似乎就变成了一种更单向性的行为。因此，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还需进一步梳理明晰。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室主任任琳总结指出，上述专家观点既呼应又碰撞，新问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是大国在战略竞争过程中如何具体对待公共产品供给？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大国对多边或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动力？二是怎样的让利可以有效争取政治支持？如何积累软实力才能转化为政治支持？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莫盛凯以孔子学院为例讨论了中美变局中的文化公共产品。首先，不管是像孔子学院这样在海外提供学习资源的平台，还是资助前往海外学习的留学项目，都可以将其看作公共产品。不过，就公共产品使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来看，称此类文化产品为“准公共产品”更准确。不同于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一般讨论，中美在文化领域的公共产品更多是供给竞争。在中美关系整体下行之前，孔院在美国的发展规模可观，美国对孔院的关注和打压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工作取得的成效。但更重要的是，以美国批评为代表的国际压力的具体内容值得我们反思。应该更多突出孔子学院作为人文交流平台的属性，淡化政治色彩。我们也已经作出一些积极应对，成立基金会融合社会力量、改革管理方式就属于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可以表明我们和其他国家的此类平台是相似相通，而不是由政治力量操办控制的。回归到价值目标层面，能让更多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这本身也会满足外交服务增强国内合法性的政策目标，证明我们在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温尧指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验交流可以视为中国对外提供国家治理相关的人文公共产品，并分三部分介绍治理经验交流的中国实践。第一，中国的治理经验交流主要涉及来自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精英，既能直接与相关决策者分享治理知识，也对人文交流在其他方面和层次的推进有所帮助。第二，中国的治理经验传播路径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包括在世界观上强调多元共存，在方式上注重非对抗性的友好交流，在内容上更为多元化、本地化等。在具体实践中，中国的治理经验交流包括相关政府部门和党的机构举办的各类研讨、考察、培训活动，不同渠道的活动近年来在方式和内容上呈现一定的趋近态势。第三，中国治理经验交流的成效主要表现在彰显中国发展成就、结交国际朋友、形成政策示范等方面。同时，仍存在知识流动不对称、适用性和精准性欠佳、缺少效果评估、跨部门协调不足等有待继续研究和完善的问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孙忆关注的是移动支付的“支付自由”在人文交流中的角色。当前，移动客户端利用手机等电子移动设备进行无现金支付的移动支付方式正在全球兴起，而中国正是驱动这一潮流的主要国家之一。随着中国消费者和第三方支付提供商把移动支付习惯带出国门，很多海外商家针对此调整支付方式，即便是在银行卡文化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移动支付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移动支付向外推广的过程中，中国的网购文化也在丰富着海外许多商家的运营管理手段，中国的移动支付工程师也在为其他国家建立它们自己的移动支付平台提供技术支持。中国当前便利的支付手段和领先的支付技术改变着其他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并重塑国际社会的商业文化。不过，中国在移动支付市场中的领先地位并不牢固。从改善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角度来看，中国应继续为企业推进移动支付创新提供充分政策环境，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使世界上更多民众享受和中国民众一样的便利，形成一股“中国支付潮流”。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陈兆源专门考察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加强了发展中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这被视为一种发展型的准公共产品。可以从三方面理解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首先，中国企业的进入使东道国政府更有动力和能力投资基础教育；其次，由于中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创造当地就业、提供技能培训、培养管理人才等方面更愿意做出表率；最后，企业自身有动力加大在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并将此作为其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完全可以也应该提供人文公共产品，目前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加大对东道国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提供就业及相应的岗位培训；加强中国与东道国的人才交流，为东道国培养相应的管理人才等。下一步，中国企业要更加公开、透明、可预期地履行社会责任；相关政府部门应合力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科研和智库机构也可通过常态化的国际交流与扎实的研究成果揭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作出的积极贡献。

在自由讨论环节，发言人对与会学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孙忆提出我国在一些政治化程度比较高、建章立制难度比较大的领域要迎难而上，依循改制和建制等路径为国际支付标准注入新理念，在培养外界兴趣与习惯的基础上尝试建立新制度。陈兆源指出推动发展中东道国的劳动力本地化不仅需要“走出去”企业自发的人力资本投资，还需要从东道国的角度来推动企业做出改变。关于人文公共产品和大国理念竞争之间的联系，温尧认为中美两国都各自面临挑战和困境。中国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对外传播治理经验的同时避免招致质疑和反制。美国的困境则在于权衡匹配中国地位追求与维持自身意识形态取向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邹治波研究员进行总结发言。他肯定了与会学者结合历史与现实、定性与定量对大国和国际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模式及其转变、中外人文交流的形式及中国实践等问题进行的深入讨论，总结指出在追求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外人文交流和提供公共产品是中国处理好与世界关系的两个重要议题。一方面，无政府世界需要公共产品维护秩序，现实中主要由大国提供公共产品。近几年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美国正逃避或弱化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而中国正在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担负起大国责任。需要考虑的是，中国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如何界定？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应该提供怎样的公共产品？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若是过多或不足是否都会对发展进程形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要发挥人文交流渠道的作用，实现“润物细无声”。其中，在理念方面应该转变思路，适应世界主流叙事习惯，降低意识形态因素，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与西方对话。在方式方法上要多利用历史与数据，摆出客观事实来讲问题才能入心入脑。他指出，持续深化对这两个大问题的研究是学者的责任。

（供稿：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孙振民，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郭蔚霄，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