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一方面，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严重受挫，南方国家的发展动力尤为不足，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难度增加。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甚嚣尘上，人类文明进程遭遇重大挑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构成了解决全球发展和治理问题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南北发展鸿沟的进一步扩大和南方国家发展诉求的相似性推动着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崛起。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最大成员国和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杰出代表，有义务、有责任推动南方国家的团结和发展。发展知识合作是结构性地推动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它有机地融合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经验和实践的高度凝结，它成功地探索出一条既汲取一切文明成果，又基于中国国情创造性转化的自主发展道路，由此可以为其他南方国家提供经验示范或路径参考。和西方发展知识体系不同的是，中国的发展知识具有天然的人民性、实践性和在场性，由此使得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知识流动具有“平行经验，平行分享”的本质特征。这给中国与包括拉美在内的广大南方国家开展发展合作开辟了新空间和新路径。
一 推进发展知识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使命担当增强，发展知识合作不仅变得必要，而且愈加迫切。以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和国际发展知识网络为代表的机制建设为推进发展知识合作提供了制度支撑。
（一）推进发展知识合作的必要性
推进发展知识合作是讲好中国发展故事的需要。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集体学习时强调指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一指示对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点明了新路径。中国的“发展”故事无疑是“最好”的故事：一方面，中国百年来的发展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亦毋庸置疑，甚至是时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另一方面，知识合作更少意识形态色彩，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知识更具适应性和匹配度。因此，推进发展知识合作不仅可以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内容和素材，而且其本身就是在讲好中国“发展”故事，是更高层次的发展经验和实践的集中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讲好中国故事根本不容忽视中国“发展”故事；而要讲好中国“发展”故事，推进发展知识合作就是最佳路径。
推进发展知识合作是构建中国发展话语体系的需要。在2021年5月举行的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还着重强调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紧迫性：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这种紧迫性主要源于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处于一种单薄甚至失声的尴尬境地，与其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严重不匹配。然而，要加快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以扭转“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局，就需要锚定核心或标识话语。符合该特性的话语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能够体现中国的最大特色；其二，能够引起受众的关切或共鸣。发展话语无疑就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最理想的选择。有鉴于此，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建设应当以发展为本位，因为中国的发展知识根植于中国的具体发展实践，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集中提炼和系统总结，可以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注入持久的生命力。
推进发展知识合作是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的需要。2022年6月和2023年8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和“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提出要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全球发展共同体，以携手破解发展难题，解决发展赤字。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始终将发展视作第一要务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贡献：一方面，中国当前正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自身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特别是发展中世界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共同合作解决。有鉴于此，中国和世界都有责任、有义务缔结发展伙伴关系，共建发展共同体。从长远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展知识合作至关重要，因为知识是推动全球发展的根本动能和缩小南北发展鸿沟的关键。发展知识既是构建发展伙伴关系的智慧桥梁，又是凝聚发展共识的无形力量。中国成功地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既基于自身百年的发展实践，又得益于世界各国先进发展经验的启迪。中国乐于以其发展知识为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贡献力量，也乐于从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发展伙伴的共享经验和实践中汲取发展智慧，以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
（二）推进发展知识合作的可行性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超过1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左右，外汇储备也稳定在3万亿美元以上，稳居世界第一。同年，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的百年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不断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也是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大量发展实践的结果。基于各国发展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和本国发展实践的创新性发展构成了百年来中国最宝贵的发展智慧和发展知识。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兼具“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双重身份。这一特性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一方面要承担国际发展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双重身份便于中国以其自身发展经验和实践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独特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日渐成型并完善，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设立，以及《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的发布。透过这三个标志性事件可以发现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特点，即以发展能力建设为基本导向，以发展知识分享为基本手段，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为根本目标。
正是高瞻远瞩地看到中国在国际发展知识供给领域的独特优势，习近平主席早在2015年9月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就提出设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以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在此理念指导下，2017年8月，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宣告成立，提出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进一步加强发展知识的研究交流和互学互鉴，在交流互鉴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中国将搭建国际发展知识经验交流平台，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促进互学互鉴”。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成立和运营以及筹建中的国际发展经验交流平台和全球发展知识网络为开展发展知识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制度和机构保障。
二 发展知识合作贯通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三大支柱”，分别对应发展、安全和文明，三者既紧密相联，又辩证统一。发展重在解决物质领域的问题，文明重在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两者为安全的实现提供基础性的支撑。而发展知识合作有机地融合了发展和文明，搭建起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天然桥梁。
（一）全球发展倡议及其内涵
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核心是“六个坚持”，倡导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全球发展倡议的直接目标虽然是为应对新冠疫情给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但其立意长远，着眼于世界各国共同的可持续发展，唤醒国际社会重新聚焦“发展”议程。其中，“坚持发展优先”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最大原则，也是其核心内容，要求构建发展伙伴关系。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两年来，化理念为行动，一步步走深走实，发展伙伴关系不断拓展，务实发展合作持续推进。2022年6月，全球发展倡议的第一个重要行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办，会上宣布了一系列旨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具体行动，标志着倡议进入务实合作新阶段。2023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向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致贺信时强调，中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充分展现了中国推动全球共享发展的责任担当。在中国的倡导和努力下，一系列的发展合作平台正在或已经搭建，从“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到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从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到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等，全球发展倡议不断落地生根。
（二）全球文明倡议及其内涵
早在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的新文明观。十年后，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并将其核心理念凝结为四个“共同倡导”，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以及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如果说前三个“共同倡导”是一种价值主张或理念宣示，那么第四个“共同倡导”无疑就是全球文明倡议的行动指南。它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实践路径，特别是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等。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极其丰富，不仅主张融贯古今、古为今用，而且强调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相通。中国提出和分享这一智慧是源于自己的历史发现。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由此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的“相互成就”：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正因如此，我们对待世界文明也应当像对待中国文明一样：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极富远见地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
（三）以发展知识合作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和行动导向，强调通过务实合作切实解决南北之间，特别是南方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自主能力建设，这也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特色。不过，能力的生成需要大量的发展知识的交流、分享和借鉴。全球文明倡议主张，既要注重挖掘世界各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不断从中发现其时代价值，又要善于从世界各国的当代经验和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创新性知识，让融贯古今的文明成果能够为世界共享。这就需要加强文明间的交流对话。文明对话有三个层次的目标，其中，尊重和包容是基本目标，理解和信任是中间目标，而互学互鉴无疑是最高目标。全球文明倡议同样以帮助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各国增强发展能力、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根本目标。事实上，一切发展知识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凝结着大量发展经验和实践的创新和创造。发展知识合作天然地融合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本质内核，搭建起贯通两大倡议的桥梁，找到了践行两大倡议的共同的实践路径。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中国百年来的发展经验和实践，那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可谓是中国最大的发展知识，是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它不仅是对中国追寻自主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和创造性实践的高度总结，而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而成的创新性发展成果，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从本质上来看，“全球文明倡议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蕴含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规律和实践逻辑”。不惟如此，中国式现代化还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知识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发展知识体系的灵魂。推动发展知识合作应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载体，同世界各国开展知识的联合生产、交流、传播和实践。
三 发展知识合作的全球南方探索
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独立自主是其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其历史使命，公正道义是其共同主张；中国是全球南方无可非议的当然成员。事实上，早在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报告中就明确将中国置于全球南方国家行列。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而且是最大成员，其发展经验和治理模式一直是全球知识转移的焦点话题。
（一）作为南南合作的发展知识合作
新时期的发展知识合作天然地是南南合作，这是由知识生产的平行主体、知识转移的平行方向和知识要素的平行经验决定的。
第一，知识生产的平行主体。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知识的生产出现了重大变化，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霸权”开始动摇，发展知识的生产主体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根据李小云教授等人的研究，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变经历了经典发展知识体系、现代发展知识体系和新发展知识体系，其中，前两个时期的知识生产主体都是欧洲。经典发展知识基于欧洲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是对欧洲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具有深厚的欧洲在场性。而现代发展知识是一种“悬置性”的知识体系，它既不是源于欧洲原生性知识，又不是源于非欧洲国家的在场性知识，而是基于欧洲发展经验和知识的次生性建构，这种“凭空”建构的发展知识却被西方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由此造成的问题是，这种基于西方“想象”的发展知识在发展中国家严重“水土不服”，经此指导的具体实践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不仅没有使其成功实现发展转型，反而导致严重的发展扭曲。和上述两种发展知识的生产主体不同，新发展知识体系源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具体发展实践，是自身发展经验的直接表达和客观总结，没有经过次生性建构的复杂过程，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在场性知识要素。因此，新发展知识在生产上具有平等性，是平行主体，不会产生知识霸权。
第二，知识转移的平行方向。现代发展知识的建构试图解决的是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先进发达国家，其知识转移的视角是俯视性的，知识转移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其方式也是灌输式的，通常附加各种政治条件或经济约束。而在发展知识合作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既是发展知识的生产者，也是发展知识的受益者，因此知识流动在方向上是平行转移的。由此，发展知识合作不仅在生产主体上具有平等性，在转移方向上也具有平等性；发展知识的转移没有任何的条件约束，既不强制接收，也不输出某种价值观念或发展模式。发展知识之所以能够实现平行转移或分享，源于合作双方在政治权力上的对等性、发展问题的相似性以及解决方案所要求条件的相似性。这种基于发展知识分享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凝聚一种聚焦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第三，知识要素的平行经验。从构成要素来看，传统的西方现代发展知识经历了“经验—想象—建构—运用—反思—再建构”的复杂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其中既糅合了欧洲的经验，又融入对他者的想象和理论的建构与重构，但唯独缺少对最重要的当地发展经验和实践的接受和吸纳，由此造成发展知识的异化；理论的形成罔顾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历史文化传统，却又用以指导其发展实践，其结果是“相看两厌”。和西方发展知识的生产逻辑不同，新发展知识走的是一条“从发展中来，到发展中去”的平行路线，它根植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直接而丰富的发展经验和实践，是基于发展问题相似性和解决方案相通性的思考、实践和再思考、再实践，经历了理论和实践的反复锤炼与检验。因此，发展知识是对发展中国家平行经验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创造性总结，发展知识合作就是平行经验的平行分享。中国大量的发展经验和实践为新发展知识的形成提供了最丰富的要素资源，中国成为新时期发展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也是国际发展知识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
（二）基于联合国平台的发展知识合作探索
联合国系统对知识的界定比较宽泛，包括发展理念、研究成果、信息、数据、经验和方案等，而其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根本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其关键路径是发展知识分享。不过，关于“发展知识”这个概念并没有共识，存在不同的理解。李小云认为，发展知识是指有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认知体系，而汪牧耘则认为发展知识是各种发展理念、经验、方针和规律的总结。笔者认为，发展知识是历史上一切有关发展的经验、观念、认知、能力、实践和方案的总和，其中既包括现代经验和认识，又包括传统智慧和观念，也包括观念和认识的实践工具，比如推动发展的科学技术等。
近年来，中国依托联合国系统探索搭建了一系列知识分享平台，以在全球南方框架下推动发展知识合作。2022年4月15日，由中国农业农村部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建的中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南南合作知识分享平台（www.fpchinacoe.net）正式上线。该平台的具体承建单位是中国外文局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旗下的农村卓越发展中心，双方将合力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在发展领域的技术解决方案、最佳实践、经验和发展途径；围绕零饥饿等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联合研究、共同举办知识分享的线上及线下活动、共建南南合作相关网站、联合出版宣介等形式，推动南南合作知识产品开发。南南合作知识分享平台的启动为数字化南南农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范例。平台上线一年来，发布案例、政策参考等知识内容1000余篇，访问量超250万次，访问者覆盖84个国家和地区，为南南合作拓展了崭新形态的数字空间。2023年5月，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相关机构还在会上发起了“南南合作知识分享伙伴关系联合倡议”，号召各方借助创新手段加强数字化南南合作，以知识共享加强伙伴关系，合力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南南合作知识分享平台是最新但并非最早的发展知识合作平台。早在2016年，世界银行就发起并搭建了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平台，以通过减贫案例和研究成果等形式，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和国际上成功的减贫模式和创新实践。从2018年起，为分享中外减贫成功实践，充分发挥减贫案例的实践经验载体作用，促进南南减贫知识合作，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发起“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四届，征集2700余篇案例，评选出424篇优秀案例，涉及67个国家和地区。第五届将于2024年择期发布约100个优秀案例并在全球推广分享。
（三）发展知识合作的地区实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力倡导同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合作，截至2015年中国—拉共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建立，中国同所有发展中地区都建立了整体合作机制。受益于这种合作机制和平台，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领域更加丰富和多元，但多以实现共同发展为目标，以文明对话和经验互鉴为手段搭建知识分享平台。
非洲是较早与中国探索发展知识合作的地区，也是中国发展援助的主要接收方。从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启动迄今，以减贫为导向的中非发展知识合作不断优化升级。2022年11月，“中非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在北京成立，联盟由国家乡村振兴局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发起，是新时期推进中非减贫与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创新，将为进一步建立知识共享与思想交流的伙伴关系、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发挥积极作用。不惟如此，中国还支持非洲利用本土知识推动和服务非洲发展。2021年6月29日，由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的“非洲专家知识网络”正式启动，该网络平台由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具体承建，支持非洲学者、智库积极推动本土知识开发，旨在为非洲发展提供知识产品，进而为联合国和非洲政策制定者提供与关键发展问题相关的思想和观点。文明对话是发展经验交流的重要路径，中非文明对话平台近两年也搭建起来。2022年4月和2023年5月，第一、第二届中非文明对话大会相继在北京举行，大会主题聚焦中非文明交流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互鉴。这是继中国—阿拉伯联盟文明对话研讨会（2005年）、中拉文明对话论坛（2017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年）之后第四个地区性的文明对话平台。
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知识合作主要通过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和中阿改革发展论坛两个对话机制实施。两者均是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的机制性活动，也是中阿文明交流和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从2005年迄今已轮流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成功举办十届，议题围绕文明交流互鉴以及发展和安全合作等。中阿改革发展论坛由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具体实施，从2018年迄今已举办四届，议题聚焦治国理政和改革发展经验等领域的知识分享和思想交流。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提出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其中有两大共同行动（第六和第七）均指向文明对话和发展知识合作。
中国和东盟率先建立了直接聚焦发展知识共享的合作机制。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以加强包括减贫在内的国际发展合作，促进均衡包容发展。2022年5月，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举行“中国—东盟发展知识合作研讨会暨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秘书处揭牌仪式”。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官产学研相结合等原则，通过研究分享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促进互学互鉴，提升发展能力，共享发展机遇，最终实现“以知识促发展”的目标。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积极对接全球发展倡议，对地区共同关注的发展问题开展联合研究和交流，助力全球发展倡议率先落地东盟；第二，打造官产研学共同参与建设的知识分享平台，充分发挥政府、国际机构、学界、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积极作用，从发展实践中提炼和创新知识，并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分享发展知识；第三，注重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开展访问学者、短期培训、青年实习等多样化项目，加强互学互鉴。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的成立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和东盟在发展知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双方加强政策沟通和经验共享，实现各国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协同增效。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无疑是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打造的第一个区域性发展知识合作网络，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四 中拉发展知识合作的尝试和实践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中国整体合作机制建设中开启时间最晚的一个地区，但中拉关系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自2015年以中拉论坛为标志的中拉整体合作机制启动以来，中拉关系疾速发展。政治上，中国同拉美（含加勒比）地区的建交国从19个增至26个，22个拉美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经济上，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存量截至2021年年底增至近7000亿美元，中拉贸易额截至2022年增至4858亿美元。文化上，截至2023年年底，拉美地区开设的孔子学院有47所，同期中国开设西班牙语的院校增至近160所；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达到66个，拉美各国涉华研究的机构和学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快速增长。可以说，中拉关系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受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的共同驱动，中拉合作的结构和方向也在发生变化：中拉合作正超越传统的政治经济领域而拓展至人文交流、经验分享和文明互鉴等更深更高层次。为新时期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质升级，亟待构建一种以中拉命运共同体为思想引领、以实现共同发展为根本目标、以知识分享和发展互鉴为手段的新型交流合作关系。
（一）中拉发展知识合作的政策保障
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了第二份对拉政策白皮书，其中“人文上互学互鉴”被列为构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五大支柱之一，强调要从各自历史传统和发展实践中汲取经验智慧，进一步加强在治国理政和发展领域经验交流，助力双方共同发展；注重坚持义利并举、合作共赢原则，帮助拉美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加强经济技术援助，重点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发展规划、减贫和经济政策咨询培训等领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开展交流合作，分享治理经验，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发展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政策分享；加强环境领域的政策对话、信息分享、经验交流、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等。
此后发布的《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年）》和《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年）》尽管各有侧重，但均强调要在人文、知识、政策、技术、经验以及成功实践和长期规划等领域展开交流，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如《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年）》强调在农业领域加强人力资源培养合作，相互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在人文领域鼓励加强思想文化交流对话，共同推动中拉思想文化研究发展等。而《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年）》则强调在政治领域加强治国理政经验分享；在科技领域支持开展先进技术转移转化；在可持续发展和减贫领域推动智库减贫脱贫研究合作，以及探讨建立应急管理合作机制，促进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的实践和经验交流合作等。此种政策孵化的第一个技术知识平台——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于2023年6月在广东正式启动，意味着中拉开始启动搭建技术转移和政策研究协作网络。这是国内第一个面向拉美的国家级跨国技术转移机构，也是中拉发展知识合作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二）中拉发展知识合作的制度支撑
在上述政策指导下，双方在中拉论坛框架下探索建立了一系列的分享平台，以便为推进中拉发展知识合作提供制度支撑。中拉论坛成立十年间，双方在此框架下共建立了15个专业领域分论坛，中拉智库交流论坛、中拉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中拉数字技术合作论坛以及中拉灾害管理合作部长论坛等五个分论坛与发展知识合作直接相关，而诸如中拉农业部长论坛、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及中拉新能源合作论坛则涉及有关发展知识合作和能力建设等内容。
以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为例，2021年8月，首届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主题聚焦“中拉减贫对话：政策与实践”，旨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进一步促进中拉减贫经验交流和分享，提炼总结双方取得积极成效的政策与实践，交流有益做法。该论坛是第一个面向拉美地区的减贫与发展经验交流分享平台，中拉双方将藉此促进知识共享，提升减贫实效。此后又相继于2022年和2023年举行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尽管和其他地区类似机制相比中拉减贫经验和知识共享机制建设相对滞后，机制化水平也有待提高，但意义重大，未来一个时期应加强构建机制化、启发式、多层次的知识共享体系。
中拉农业部长论坛平台则蕴涵着丰富的数字智慧内容，有望创新中拉发展经验交流的内容和层次。比如在2021年第二届中拉农业部长论坛上设立的拉共体—中国—粮农组织数字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心，基于中国在数字农业领域的先进经验，促进知识共享和发展经验交流，为在拉美地区推广数字解决方案奠定技术和知识基础。
（三）中拉发展知识合作的创新实践
中拉整体合作框架下的政策激励和制度支撑，特别为民间层面探索中拉发展知识合作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动力。从中拉论坛机制建立，特别是2021年以来，一系列围绕发展合作和知识共享的倡议和行动不断丰富中拉发展知识合作的案例和实践，推动中拉发展知识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和日趋网络化、机制化。这里特别介绍其中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创新实践。
1.中拉文明对话论坛
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性的探索，一种创新性的试验。它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倡举和行动推动中拉文明对话机制日臻成熟。
首先，它是一种多机构的共同倡举和联合实践。2017年相关智库、地方外事部门、对外传播机构和高校等利用各自比较优势，凝聚人文外交合力，率先发起机制性的“中拉文明对话”研讨会，借以探索构建中拉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集聚推动和从事中拉文明交流互鉴的力量。此后，联合主办单位更加丰富多元，不仅有拉美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机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和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持续支持（联合主办第四届和第六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还有影响力日增的北京中拉文化交流中心等民间文化交流机构的加入。
其次，它从最初的单一倡议发展到中拉两地众多机构遥相呼应的共同行动，从中国单向举行发展到探索两地轮流举行。除了2021年第四届在北京举行外，其他五届均是机制性地在江苏不同城市举行，但2023年第六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是首次在海外（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而且实现了第四届北京论坛期望的目标。自2017年首次举办迄今，除2020年因疫情停办一年以外，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已连续举办六届。论坛的国际感召力与地区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已经成为中国和拉美之间最重要的公共对话平台之一。
最后，从研讨会到文明对话合作网络雏形初现，从文明文化交流目标到发展知识合作目标，中拉文明对话机制日渐成形、日臻成熟。从第四届起，中拉文明对话从“研讨会”升级为“论坛”，会上发布的《中拉文明对话北京宣言》更是将“形成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合作网络，搭建中拉知识交流与合作分享平台”作为推动中拉文明对话机制建设的愿景。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的目标升级可以说是中拉知识界对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积极响应，也是中拉关系发展的时代需要。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的分享主题从纯粹的文明文化交流拓展至经验共享与发展互鉴，以至于与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有机交融。比如第四届论坛聚焦发展经验互鉴，充分体现了中拉在分享发展知识与经验、实现共同发展方面的迫切愿望，也反映了中拉未来合作的新愿景。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任副院长王灵桂在致辞中表示，未来一个时期，中拉要加强发展领域的互学互鉴，要以发展经验和发展知识为核心，加强交流与合作。
2.中拉知识交流和合作计划
2021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增强了中拉之间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双方学术界都愈发认识到加强经验和知识领域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受此驱动，中拉知识交流和合作计划应运而生，以期通过持续、系统的知识交流与传播，促进中拉发展合作与互鉴。中拉知识交流和合作计划从理念变实践，从共识到行动，不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而且产生了溢出效应，助力中拉知识外交时代的开启。
作为中拉知识交流和合作计划的一部分，中拉主要学术机构率先发起“中拉大讲堂”，藉以普及中拉知识，促进两地学术交流和知识合作。2021年4月29日“中拉大讲堂”大型学术演讲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启动。本次启动的“中拉大讲堂”包括“当代拉丁美洲”和“当代中国”两个通识系列讲座，每个通识系列十五讲。“当代拉丁美洲”系列邀请中国优秀中青年学者担纲主讲，主要面向中国受众，演讲主题广泛涉及拉美各个方面；“当代中国”系列主要由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8个拉美国家的杰出中国研究学者担纲主讲，议题主要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气候政策等方面，主要面向拉美国家的受众。“中拉大讲堂”共分两季，第一季从2021年5月到6月，每周两讲，连续十六讲；第二季从2021年10月到11月，每周两讲，连续十四讲。全部讲座均以线上形式举行，由中国知网提供全球直播平台和回放服务。
“中拉大讲堂”取得了两个意想不到效果。其一是传播效果显著，在线传播技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和限制，更有利于即时、长期和反复传播。后台统计数据显示，总访问量逾30万人次，单场讲座访问量最高超过15万人次，平均在1万人次以上。其二是溢出效应显著，启发蕴育了“当代中国讲堂”。作为“中拉大讲堂”联合发起者，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趁热打铁”，于2021年10月联合中国驻哥斯达黎加使馆共同发起“当代中国讲堂”，藉以回应拉美社会对中国的发展及对中拉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增长的兴趣，并帮助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决策者了解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特别是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和作用。“当代中国讲堂”系列活动“填补了地区整体开展中国研究的空白” 。“当代中国讲堂”从创设迄今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发布了两季18场视频演讲，出版了7本图书和1期特刊，这些知识产品都可以随时通过其官网（www.chinacontemporanea.org）免费观看或下载。
“当代中国讲堂”的启动还以点带面拉开了中拉知识外交的序幕。2022年6月，第24届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决议接纳中国为观察员国；11月，双方代表签署备忘录，合作推进中国研究和中拉知识交流与合作。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秘书长乔塞特·阿尔特曼·博尔冯博士在签署仪式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知识外交和学术合作进入新时代” 。2023年2月，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特刊》，以纪念中国成为其观察员国和中拉知识合作正式启动。特刊以英西双语对照出版，首次公开全文发布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的视频致辞文字稿。王毅表示，“中方愿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互学互鉴交流，以期在面对大变局和疫情背景下，为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智慧和力量”。
可以说，由一场大型学术演讲季“中拉大讲堂”及其延续“当代中国讲堂”系列开启的中拉知识合作是中拉学术界为两地公众贡献的一场知识分享的盛宴，它为下一步推进中拉发展经验共享和知识互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引发的示范效应或将进一步溢出，从而带动更多的机构投身到中拉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中。
3.“拉丁美洲知识启蒙”工程
出版是最传统却最具生命力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在增进中拉相互认知和推动互学互鉴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尽管中拉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人员交流愈加频繁，但我们对拉丁美洲的认识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中国亟待敞开心扉走近拉美、俯下身子阅读拉美。在此背景下，“理解拉丁美洲文库”应运而生。2021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拉教科文中心正式启动了国内第一个系统出版拉丁美洲历史人文主题的大型图书系列——“理解拉丁美洲文库”。该文库以传播“轻学术”为宗旨，立志做“好读的拉美历史人文书”，以帮助中国大众从轻松阅读中深刻理解拉美的历史、文化、民族和社会，因此堪称“拉丁美洲知识启蒙”工程。该文库拟分三个阶段，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出版50本拉美历史人文的图书。此外，鉴于国内目前译介的拉美主题的图书多数基于欧美视角，这套文库就具有明显的“南南视角”了。译著倾向于选取拉美的经典通俗作品，以呈现拉美人眼中的拉美，而原创作品则以专业素养与田野经验俱佳的中国青年学者为主，以表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理解”。墨西哥历史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博士对此表示认同。他作为文库的国际顾问代表在启动仪式上表示：“‘理解拉丁美洲文库’是一个非凡的创举，可以拉近中拉彼此间的距离，期待它在中拉之间架设一座更牢固的‘理解之桥’。”
相对于拉美主题图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主题图书在拉美的传播更具挑战性，但近年来朝华出版社迎难而上，其推出的“中拉文明对话丛书”引起拉美学界盛赞。作为“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的联合发起方，朝华出版社大力推动中拉联合出版和中国主题对拉出版，以构建中拉出版合作网络，形成对拉出版协同机制。2022年，中国外文局成立“中拉文化出版中心”并指定由朝华出版社牵头承建，旨在搭建统一的中拉出版服务平台，建设国家级的中拉人文交流和出版智库，推进中拉优秀主题图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版与版权贸易，向世界宣介中拉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成果。
4.《我们的田野》——发展知识的新载体
知识合作天然地包括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时期，基于新媒体的视频成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最受欢迎的载体。有鉴于此，笔者创造性地推动通过纪录片方式传播中国乡村振兴的发展经验和实践，以展现新时期中国乡村发展的个案，促进中国发展知识对拉美地区的精准化传播。
2021年7月，笔者牵头组织了一个三人调研团前往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田坝村进行田野调查，以探索将“讲好中国故事”和“投身中国乡村振兴实践”有机结合的空间。调研发现，田坝村是一个可以向拉美地区讲好中国乡村振兴故事、通过纪录片分享中国发展的过程性实践的完美案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西班牙语部（CGTN ESPAÑOL）对此调查结论给予充分认可，决定拍摄三集大型纪录片《我们的田野：拉美青年蹲点记》，并邀请笔者担任学术顾问全程参与指导拍摄。2022年7月初，这部专门向拉美地区分享中国乡村振兴经验和实践的纪录片历经半个多月的蹲点拍摄，终于在田坝村顺利杀青。《我们的田野》真实记录了来自阿根廷、墨西哥和古巴的三位拉美青年参与和亲历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的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大业，以及他们对中国乡村发展经验与实践的理解与感悟。第一次来到中国农村的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也参与拍摄，一线调研中国的乡村振兴和发展实践，还写下了三篇《大使手记》。牛望道大使后来在不同场合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提及田坝村之行给他思考国家发展和治理模式带来的重要启迪。
《我们的田野》不仅是一部纪录片，更是一次生动立体的田野调查发现，产生了不错的传播效果。据统计，就相关主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西班牙语全平台共发稿271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球阅读量就达到3524.3万次，独立用户浏览量3298万次，互动量59.8万次，视频观看量526.2万次。与此同时，《我们的田野》还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中国外交部拉美司官方微博账号“聚焦拉美”多次转载相关报道，阿根廷国家通讯社、智利国家合作电台等多家拉美媒体均发布该纪录片的相关新闻和画面，拉美公共电视网（RedTAL）也向旗下各媒体成员推荐播放该纪录片。正如拉美公共电视网执行主席尼古拉斯·肖恩菲尔德所评价的那样，中国是乡村发展的典范，纪录片所展示的中国乡村振兴经验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平衡的拉美。2022年9月，由拉美14国17名记者组成的中拉新闻交流中心记者团还对时任田坝村村委会主任陈福艳进行联合采访，进一步放大了女性权益保护、绿色发展以及茶旅融合等多维度乡村发展经验的对拉传播。
5.中拉发展知识联盟
202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可以说是中拉学术交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本届论坛不仅提升了中拉文明对话的目标层次——发展领域的互学互鉴，更重要的是闭幕式上发布的《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北京宣言》（以下简称《北京宣言》）蕴育了中拉发展知识联盟的萌芽。《北京宣言》提出，丰富文明对话内容，扩大文明对话主体，推动形成中拉文明对话合作网络，适时在拉美举办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搭建中拉知识交流与合作平台，推动知识共享，助力共同发展；支持加强拉美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的拉美研究，积极开展联合研究和出版，共建中拉学术共同体。
在《北京宣言》的激励下，2023年9月第六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取得突破性进展，不仅首次成功在拉美地区举办，更重要的是，开幕式上宣布成立了“中拉发展合作与知识分享联盟”（简称“中拉发展知识联盟”）。该联盟由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牵头并邀请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中国研究学会和拉丁美洲公共电视网等共同发起成立，联盟秘书处设在北京中拉文化交流中心。中拉发展知识联盟旨在为中拉学术界、媒体界、工商界开展平等互信、包容互鉴的发展合作搭建多双边知识交流与合作平台。联盟的价值理念和行动计划是对《北京宣言》的具体实践和突破。一方面，它从务虚转向务实，即以知识促发展，以合作促发展，它内在地包含发展合作和知识分享两个层面的内涵。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服务于中拉发展合作的具体实践，是对中拉发展知识联盟最生动、最具体、最直白的表述。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开放性的国际化多边合作网络，欢迎一切认同联盟宗旨和目标的机构、社会组织、高校、企业、媒体等加盟，以知识合作切实推进中拉共享发展行动，助力形成中拉发展共同体。
尽管从形式和内容上来看，中拉发展知识联盟受到了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的启迪并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拉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的经验，但从其远景目标和运作模式来看，它的一系列创新思想和实践仍非常值得期待。中拉发展知识联盟有着宏伟的目标，特别是形成发展合作与知识共享网络。下一阶段，联盟将围绕经济转型、减贫治理、科技创新、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等中拉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举办中拉发展合作论坛，开展联合研究、主题研讨、专题讲座、实地调研、人员互访等交流活动，为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与拉美发展战略对接凝聚共识，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汇聚合力。
五 发展知识合作引领中拉关系的未来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遇重大挑战。然而，亚非拉的复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的新一轮觉醒给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拉美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都面临着改革创新以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共同使命，中拉双方亟待加强发展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从长远来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是推进发展知识合作，提高各国自主发展能力。发展知识合作不仅是新时期南南合作的天然元素，而且是发展合作的关键内核。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高度凝结，是百年发展经验和实践的知识集成，是中国最大的发展知识和发展智慧。它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是基于深厚历史底蕴和文明根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以现代文明激发和彰显传统文明的活力和魅力，又从传统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启迪和指导当代创新发展实践。
两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得到积极响应，不断落地南方国家；一年来，全球文明倡议也从抽象理念转化为生动实践。其中，发展知识合作是贯通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创造性实践。历经早期的探索和近两年的创新实践之后，中拉发展知识合作逐步走深走实，最终搭建起服务共同发展目标的中拉知识共享平台——中拉发展知识联盟。2024年中拉关系将迎来一个新的关键时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发展知识，以中拉同行现代化繁荣之路为发展目标，让中拉发展知识合作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质升级提供智慧和力量，为中拉命运共同体之“船”行稳致远提供支撑和方向。
（责任编辑 高 涵）
（本文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本文有删节，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转自 拉丁美洲研究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