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经济全面回归，对全球发展产生了负面溢出效应：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出的警告：“世界正变得不稳定……国际社会正面临一系列关乎人类生存的威胁。”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与挑战，重塑人类文明关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系统科学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大突出特性。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但世界上大部分冲突都与文化层面有关。因此，本文将从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入手，分析全球文明倡议对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具有的进步意义；将传统和现代两个方面相结合，分析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华文明底蕴；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面临的外部挑战，以及在当下人类各文明形态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一 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
人民是文明创造的主体。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土壤，人类文明天然具有多样性与交互关联性，保证了人类社会的生命力和延续性。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演进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社会协作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人类社会的不同文明形态始终处于演化之中，也应当具有平等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全球文明倡议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阐释、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具有充分尊重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有利于在各文明形态平等的基础上，兼顾不同文明形态的个性特点与共性特征，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演进性和交互关联性转化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交互关联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创造文明的主体。文明的产生是人类劳动和交往的产物，“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人类文明既包括物质生产，也包含思想、文化、精神的生产。各文明形态也因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始终是一个客观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坚守开放包容的人类文明进步理念，加强不同文明形态间的交流互鉴，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任何文明的成长都是由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共同塑造的，文明生成与演进是多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并长期积累的历史过程，人类文明形态是文明存在的具体形式。古往今来，人类文明由丰富多样的文明形态组成，各文明形态有着各自相应的群体空间，在这一群体空间内，由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全面综合复杂的社会系统。例如，美洲是人类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地理条件来看，拉美在阳光覆盖、水文、地形地貌、植被等方面都明显优越于北美。以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为代表的拉美古代文明，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玛雅文明是唯一诞生在热带丛林而非大河流域的文明。拉美古代文明所创造的富有热带特色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文明，极大地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拉美的印第安人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和使用“0”概念的民族，在数学、天文学、文字学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创造性成果。正因为拉美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政治文化优越于北美，所以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大陆首先针对的是更为富饶的中美洲和南美洲，上述三大古文明的正常发展因欧洲殖民者的入侵而中断直至被摧毁。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拉美文化受到源文化特质、文化形成过程、社会经济结构、种族结构、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文化多样性特点。
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根植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各文明形态的生存空间由“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组成，这些条件既有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也有历史文化土壤的不同，由此决定了不同生存空间内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区别，也决定了人类世界不可能只存在单一文明形态，而是多样化的文明形态并存。例如，在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看来，边疆向“自由土地”的推进为美国人提供了向上流动和重建社会的机会，并且“美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进都取决于边疆的进展”。当然，特纳笔下的向“自由土地”的推进，实际上是对墨西哥的侵略以及对印第安人的驱赶和屠杀，迈克尔·曼将此定义为针对印第安人的“谋杀性种族清洗”。北美大陆从被欧洲殖民开始就存在多元文化，不仅有盎格鲁—新教文化，还是天主教和犹太教等不同教派教徒的宗教避难所。殖民初期美国的文化构成差异性之大，甚至被认为可以分为11个区域，并且影响至今。其中，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一致性的盎格鲁—新教伦理为新英格兰地区代表的“扬基国”（Yankeedom）所信奉，成为后来美国国父们的精神信条。
人类交往实践的发展左右着人类文明演化，人类文明形态也存在不同样式，并且是逐步递进的。特纳的边疆假说并不适用于拉美国家，拉美边疆是中心地区的文化和制度移植嫁接的对象，拉美的边疆开拓复制甚至强化了等级制度，制造了暴力和动乱。究其原因，独立之后的拉美各国仍然深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其数百年殖民统治中所建立的诸多殖民制度的束缚，例如大庄园和种植园奴隶制、社会等级制度和种族制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等，这些制度遗产不利于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是拉丁美洲各国相对不发达的根源和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之一。拉美历史上“考迪罗”统治形式植根于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留下的殖民制度文化，作为拉美独立运动后出现的一种特有政治现象，“考迪罗”统治形式实际上开了拉美国家军人执政的先河。通过比较北美和拉美的边疆开拓，由此可见文明是人们自觉互动的过程及结果，任何文明形态并非封闭孤立的系统，就像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断改变各文明形态的内部生存空间，各文明形态之间的交往也在不断改变各文明形态的外部生存空间。
正因为各文明形态之间有着互动关联，人类才有文明的积淀与进步。“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通过文明的不断演化，各民族在不同文明的相互参照中才能巩固 “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群体、各民族与全人类之间的文明交往在不断提升。例如，拉美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混合文化，是因为欧洲基督教文化、美洲印第安土著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等多种文化来源在此碰撞、交流和融合，这个过程与其被殖民历史和移民历程密不可分，也与今天拉美国家仍然深受美国坚持“门罗主义”，视拉美地区为“后院”，对拉美多国发动入侵、策动政变、强加制裁、实施渗透等密不可分。与此一度相反现在又呈趋同之势的是，同样曾是欧洲殖民者开辟的殖民地，美国建国后把盎格鲁—新教文化视为其文化认同的核心，长期追求实现美利坚文化的“单一性”。作为殖民地，美国社会天然具有多元社会构成和族裔不平等结构。但为了用盎格鲁—新教文化“熔化”其他族裔，美国的“文化大熔炉”采用了各种社会包容性不足的制度和政策，形成实践层面的系统性种族歧视，这就构成了“文化大熔炉”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因而“在文化多元主义还没有成为一个理论之前，它在美国社会就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20世纪民权运动以来，主张族裔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标准并占据主导，由此产生了追求“同质性”的旧文化认同与主张“多元性”的新文化认同间的冲突。随着拉美裔人口比重持续上升、欧洲裔白人人口比重持续下降，美国的人口和族裔结构变化因素正在加剧上述新旧文化认同冲突。
（二）人类文明的演进性与平等性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文明是人的创造，“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类文明亦是如此。这种历史性的存在并非固化，而是不断变化的，构成人类文明的演进性，具体表现为人类社会实践组织方式的产生、发展乃至衰落、消亡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各种文明是各民族历史探索和开拓的丰厚积累，也是今天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深层指引”，“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文明意味着进步，但文明的发展又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因而文明不是纯粹自然演进的，而是受各种社会因素制约。例如，人类交往的发展并不必然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文明。在遭受欧洲殖民者的武装侵略和殖民掠夺后，拉美各国丧失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古拉美文明被摧毁了，但拉美文明并未因此消失，而是在18世纪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文明结构。到了20世纪中叶后，拉美逐渐形成了建立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文明。拉美国家在对其他文化交流、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有特色的近现代拉美文化，并且根据自身特点进一步消化吸收其他文化，使其与拉美文化相融合，发展出更具有拉美特色的新文化。
拉美文明一方面具有和谐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不平等性、依附性、不平衡性。这是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人的“反遗产化”运动的产生原因：墨西哥城政府推动的遗产化致力于构建政治认同，并且以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倡导文化多样性保护；然而，他们都并未正视该城市发展过程中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其遗迹带给印第安人的苦难，也没有改变城市中印第安人长期遭受驱逐与排挤的处境。与拉美文明的和谐性和开放性同时存在的是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罪恶的反思不足，根由是拉美文明的不平等性、依附性、不平衡性，导致其文明遗产成为“伤心的遗产”。
人类文明的变迁不是一个线性过程。文明的发展在总体上是进步的，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互适应又相互矛盾，由此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演化。各人类文明形态既容纳其历史经验，也容纳其现实发展。由于生态变迁、自然灾害、制度与信仰冲突等各类原因，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隔离、冲突、战争等，文明会发生倒退、中断、衰落甚至消亡。对于文明衰落的本质，汤因比认为“少数创造性群体丧失了创造能力，大多数人不再进行相应的模仿，随后整个社会出现分裂”。也就是文明丧失了主体性和创造性。例如，在《联邦论》中，汉密尔顿批评欧洲通过武力和欺骗等手段对非洲、亚洲和美洲进行统治，并自诩为世界之主，认为其他地区的人类都是为了欧洲的利益而生。他呼吁美国人要振作起来，有责任维护人类的荣誉，甩掉“欧洲人的工具”这个恶名。但是，在汉密尔顿思想影响下，美国实际做的是把欧洲的工具特别是英国的帝国战略拿过来为己所用，试图将美国塑造为比欧洲文明更永恒、更文明、更具有普遍吸引力、更自由、更“完整”的伟大国家，用“美国例外论”和政治神学使命等赋予美国霸权以合法性与正当性。
19世纪40年代，在吞并得克萨斯州的辩论中，沙利文将美国向西扩张形容为“自然”进程，用“天定命运”来批评其他国家对此的抵制或干涉。以“昭昭天命”为由，西奥多·罗斯福重新制定并扩大了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坚决抵制欧洲大国对拉丁美洲的干预，明确强调美国对美洲大陆侵略和征服的正当性，实际上主张“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为了排除欧洲国际法对拉美的恣意干涉，拉美精英构建了“美洲国际法”，与国际法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斗争，希望以此证明自身的文明地位，争取真正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然而，由于受到坚持门罗主义的美国的干涉，该斗争最终未能得到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支持。如果说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具有多方面的进步意义，例如为全球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树立了典范；那么19世纪以来“门罗主义”下美国对拉美的控制和侵略等则桎梏了拉美现代文明的发展。对此，墨西哥前总统迪亚斯曾经感叹：“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
各文明形态是平等的，在价值判断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回顾人类历史，不同文明形态及其存在空间不断交流、沟通、碰撞或者重叠，随之形成多个特色分明而又相互交融、彼此互补的文明体系。不同的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的并存、竞争、合作等构成动态化的世界文明图景。人类对平等的追求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这种平等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包括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平等。例如，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都有着源远流长的互动。欧洲和中国都看到了“两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每个群体都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国瓷器不仅影响了全球商业和远洋贸易，而且是文化交流的证据和人类事务的晴雨表。美国学者卡特的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认为造纸术和印刷术推动了欧洲宗教改革和教育发展。马丁·路德本人也宣称印刷术使他传播“真正的宗教”的使命成为可能。马克思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发明称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是近代欧洲以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理论的重要文明国家。在中国，第一本西方几何学手册于1607年出版，第一本天文学专著于1614年出版。
这就说明各文明形态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交往。不同文明形态通过交往融入了世界舞台，“各地域历史” 也随之变成了 “世界历史”，也就是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二 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华文明底蕴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作为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全球文明倡议直面当前“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难题，提出了中国方案。作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这是古老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
在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从“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入手，谈如何走出以及走出了一条怎样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怎样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四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该倡议体现了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相契合；该倡议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批判性地借鉴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交流的实践探索。
（一）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华传统文明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与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紧密关联，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一是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一部由多元到一体的发展格局形成演进史。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对于文明多样性的认知既有“夷夏之别”的一面，也有“有教无类”的另一面，也就是在承认不同文明形态具有文化内容差异性的同时，也认为“人的类本质无根本差别”，构成了“中国式和而不同的人性论基础”，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乃至文明与文明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包容的基础，也是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中华文明包容性底蕴所在。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历代王朝接续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是因为作为文明体创造者的中华民族始终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历史上屡次发生的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并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无一不是以主动融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告终。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华夏大地涌现出若干文明区域，逐步形成齐鲁、燕赵、巴蜀、荆楚、三晋、中州、两淮、吴越、滇云、八闽、岭南、关东、西域、草原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这些文明区域既独立发展又彼此交汇、相辅相成。中国政治文化统一的历史就是在尊重文明起源多样性的基础上，不同地方文化融合共生，存大同有小异，形成祖先认同、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连续历史。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和多元一体的突出特性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世界文明多样性”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经验与文化底蕴。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文明观，所主张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正是“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
二是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中国是一个幅员广、民族多的超大型国家，文化上的包容与政治上的统一是“一体两面”，既决定了中华文明能够长期高度发达、绵延不断，又保证了中华文明能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无论是中华文明内部的多元一体，还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都将开放包容和传承创新进行了有机结合。正是在这种有机结合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得以既蕴含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突出特性，又具有新时代的文明特质。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作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整体，具有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熔铸古今、汇通中西，观察天地自然之道、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人伦大道，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重要来源。中华文明不被狭隘的种族、地域等观念所囿，抱持“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一方面善于吸纳多地区、多民族的不同文化，通过学习消化达到融合创新，其力证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儒释道三大文化形态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而是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中华文明提倡“声教讫于四海”，也就是不用武力征服，而是用道德教化、文化影响来维护天下稳定，主张通过“协和万邦”来实现各部落之间和睦相处、亲如一家。这都是“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思想的重要来源。讲清楚中国道理，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自觉；实现了文化自觉，才能做到费孝通所主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是秉承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思想境界，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实现“天下大同”的途径，以求“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受中华文明的滋养，同时也是对中华文明的升华。
三是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种文明传承创新观超越了“二元对立论”，不把传统和现代进行二元对立或将其视为断裂关系，不把现代化进程简单地理解为完全以各种现代因素来取代各种传统因素的过程，也不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不仅是经济、技术等层面的现代化，还是文化和价值观等层面的现代化，在传承传统基础上的文化创新才有根基、有内涵、有生命力，这是“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的原因所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唯一的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及文明模式，当今世界各种文明都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考验，延续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这种精神血脉就是各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根性。“文明成长的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文明成果的产生离不开所处的时空环境。各文明形态能否成长和发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文明形态能否将文明传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立足各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实现其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等三大突出特性为文明传承创新观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底蕴。
四是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人文”一词源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也是人类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史。数千年文明历程里，中华文明有着丰富的人文交流合作实践，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例如与邻国的文化交流，向周边国家传播汉字书写系统和儒家思想等；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进行商品贸易，而且与世界多国进行科技文化交流等，传播和吸收沿途各国文化的精华，实现了文化交融。“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的行动路径是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常常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国际人文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情感沟通、心灵交汇的桥梁，是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信任的纽带。通过国际人文交流，各国人民应当相知相亲，各国文化应当相互走近，推动全球文化生态百花齐放；而不是用某一种文化代替其他文化，或者要求各种文化彼此相似，导致以“文化全球化”为名的全球文化同质化，让处于弱势的非西方国家与民族文化逐步丧失其主体性活力。
通过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回溯，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
（二）全球文明倡议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华文明由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共同构成，是一个由历史、当下和未来构成的整体。“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勾画了中华文明的蓝图，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为了实现这一蓝图，中国经历过两次从“苏联道路”到“延安道路”的回归：第一次是摆脱了对苏联革命道路的迷信，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转变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就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摸索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现了“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第二个结合”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为什么中国强调文化自信与历史自觉，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百多年前，罗素曾质疑“西方文明和天朝帝国文明正在中国发生密切接触。我们不得而知的是，这一接触能否产生比两种母体文明都要优异的新文明，或者说这种接触只会摧毁本土文化，代之以美国文化”。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为遭遇西方文明而被摧毁，相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让中国社会存在一种内生的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作用力，突破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的双重迷信。
“两个结合”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而且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历史脉络是相通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经历的回归、反思与突破等，总是前进与挫折并存，因而需要打通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隔膜，用“两个结合”完整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之所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因为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追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物质、精神、交往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这条道路不同于美西方国家所走的“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摆脱了资本逻辑之下的野蛮现象和异化状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绝非“例外”或者“特殊”，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在形式上和数量上对欧美的追赶，也不能将其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绝非“例外”或者“特殊”，而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便在于人之生活的基本境遇。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改变了14亿中国人民的命运，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中国人口数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通过内源性发展实现的，既没有对外殖民，也没有对外掠夺。虽然批判性地借鉴了大量西方文明成果，但更重要的是基于“两个结合”走自己的路。对此，罗素有过中肯的评价：“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通过内源性发展实现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现代化，无疑让世界看到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的道路不等于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道路所创设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有利于激活不同文明形态进步的源泉，也无疑能够给世界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精神基础”，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全球文明倡议源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源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自觉，源自中华文明作为唯一的连续文明的历史经验和时代使命。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之后，有责任、有能力来做出大国尤其是文明大国的历史担当与文明使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在中国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全球文明倡议从关系、价值、发展和行动四个维度对中国倡导的全球文明观进行了系统表达，为构建新型文明关系指明了方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叙事。
三 全球文明倡议的外部挑战与应对
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推动整个世界各文明形态的交往日益密切，经济层面的普遍联系使今日世界进入相互依赖的 “共生”状态，但是，在文化价值层面却远没有达到普遍的 “共识”状态。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基于“二元对立论”对各文明形态进行优劣划分，不仅不利于人类文明进步，而且制造或加剧了人类社会的隔阂和纷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全球文明倡议源于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形成于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融合的具体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与实践。该倡议反对将不同文明的差异视为文明冲突的根源，它面临来自美西方国家的外部挑战，特别是面临“文明优越论”和“二元对立论”等的挑战。同时，为了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亟待世界各文明形态基于文化自觉，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进行双重反思，在此基础上加强交流合作、互学互鉴，携手应对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二元对立论”阻碍人类文明进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是一个不断由新形态代替旧形态的矛盾运动过程。“二元对立论”的价值内核是“西方文明优越论”。弗格森认为国家政府产生以前的社会是“未开化的”或“野蛮的”社会，并且“整个人类也要从野蛮阶段进入文明阶段”。这种用 “文明与野蛮”来区别对待不同文化的理念和方式，在心态上把“文明”与“野蛮”之别上升到“人”与“非人”的差别。“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弗兰克认为“中国享有的持续经济繁荣在早期现代世界是少有的”。中国和欧洲文化长期处于“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相结合的紧密互动中。欧洲人曾长期对中国存在幻想和理想化，直到19世纪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中国也未曾被欧洲国家占领过。但19世纪鸦片战争后，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大反转，转向毫无保留的蔑视。与这种新旧文明形态交替同时发生的是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流互动、取长补短和矛盾竞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文明形态之间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形态的进步。“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欧洲文明的崛起不是“自我成圣”，而是生产力发展和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新旧文明形态交替不意味着用某种文明形态替代其他文明形态，而是不同文明形态的演进。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在意大利率先出现就是一个重要例证，意大利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处于欧亚贸易的枢纽中心，率先受益于来自东方的发明与文化。自青铜时代开始，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十分频繁，形成多元化的欧亚文化。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存在多元性，不仅深受阿拉伯文化影响，也深受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文艺复兴源起于更广泛而多元的欧亚文化，而不是欧洲自身，甚至欧洲自身被视为现代性的后来者而非先行者。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是在许多世纪中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
现代性的标准并不由欧洲中心主义所把持，既然文艺复兴的来源是复数形式的，现代性是否也应当是复数形式的？将欧洲之外的文明视为“野蛮”“传统”，将欧洲自身视为“文明”“现代”的观点是否难以成立？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和发展，都被视为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使是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多国对中国充满崇拜，将其视为榜样。许多启蒙思想者将中国视为终极知识来源，并将中国制度和思想作为对抗教会和贵族的武器，如朱谦之在《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中将中国与希腊相提并论作为启蒙思想来源，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将中国视为最接近柏拉图式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甚至建议欧洲用中国的开明专制精英统治取代其病态的君主政体，这些都说明欧洲当时处于“西体中用”时期，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然而，为了适应资本主义扩张的要求，需要以资本逻辑建立起全球统治，建立起统治全球的“文明优越论”话语，于是，具有种族主义底色的“欧洲中心论”应运而生。马克思曾经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欧洲启蒙运动者将传统视为黑暗，将现代视为光明，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他们不仅使用这种“二元对立论”反对欧洲的宗教神权，而且以此对人类历史进行线性化解读，对人类社会进行“中心—边缘”区隔，由此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奠定欧洲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正当性基础。所谓东方学的产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膨胀的直接产物，其固有假设是，只有西方大国才能代表文明、成为全球霸权，而非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充当了“危险”角色，成为被西方控制的对象。实践反复证明，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不利于不同文明形态的平等交流与合作，而有利于确立绝对资本观与资本文明的专制：一方面为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全球扩张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另一方面赋予欧洲打击、掠夺、改造乃至摧毁其他文明形态的合理性。
尽管西方世界内部存在各种博弈冲突，但美国和欧洲都被“二元对立论”认为是“文明的”。实际上，“西方”这个概念本身是模糊的，是为了在精神上改造“非西方”而创设的。首先，对于“什么是欧洲”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界定，欧洲自身的文明源头是多样的，例如犹太—基督教文化源自于西亚；其次，曾经是欧洲的北美殖民地的美国，通过创设“美国例外论”等证明美国是欧洲的“他者”并且比欧洲更优越，并以此对欧洲进行了文化肢解和改造，使欧洲陷入应对“美国的威胁”的焦虑；再次，美国与欧洲同属西方文明和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随着该体系的领导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西方中心主义从“欧洲中心论”升级为“美国中心论”。无论是欧洲曾经对外进行的单向的野蛮扩张和残暴的殖民征服（例如对拉美的残酷殖民），还是美国建立的覆盖全球的新殖民主义“权力网络”（例如美元霸权体系等），都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哪怕对外军事干预也自称是在行使规范性权力。西方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价值观、制度模式和现代化道路普遍化的过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被美国等视为世界霸权中心的转移，而不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美国认为自身经历了四次浪潮才赢得全球霸主地位，并将其视为大国向霸权转变的唯一框架：军事浪潮、经济浪潮、话语浪潮和帝国主义浪潮。其中，第三股和第四股浪潮紧密相关，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通过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对全球化因素的系统控制，在现代化或国际化的幌子下，消灭或取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文化，实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结构和文化的再生产”，这是美国全球霸权无处不在的本质和关键，借此美国能够有效地建立起使其自身主导地位永久化的结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这三大倡议被视为中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巨大改变，而且被认为将破坏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将破坏美式价值观的普遍性。也有分析将三大倡议视为中国对美国社会实施的舆论战。这些观点深受“文明冲突论”的影响。“文明冲突论”的本质是确保一个分层明晰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而居于该顶端的美国是“唯一在所有权力领域都无可挑战的超级大国”，并且“关键国际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超级大国加上其他一些主要国家的联合行动，而且这个超级大国能够否决其他的国家联合行动”。拜登政府组织全球“民主峰会”等，联合西方多国和跨国媒体制造强大的反华公共舆论，对中国进行各种黑化、污名化……这些行为背后都有着“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底色，大搞意识形态对抗，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人为制造文明隔阂，不利于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显然与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当今大势是背道而驰的。
（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人类社会解决共同挑战
“欧洲中心论”和后来的“美国中心论”是西方话语霸权的深层母体，“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等都是其当代版本。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使“二元对立论”等获得了向外传播和渗透的根本动力，逐渐形成了文化霸权。文化霸权所追求的同质化导致其他文明形态被忽视和边缘化，进而导致人类文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消失，这本身是不利于全球人类文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这也是全球文明倡议所直面和试图解决的时代难题所在。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文明倡议不仅反对西方中心主义逻辑，而且直面当代全球治理困境。
全球文明倡议反对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反对“二元对立论”，绝不意味着用“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来替代西方中心主义。否则中国仍然深陷西方知识系统，并没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就无以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无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全球文明倡议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提倡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范式。全球文明倡议主张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主张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为构建和生成多元性现代化模式提供了逻辑起点。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才能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解决各种挑战，特别是各文明形态共同面对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
今天，随着地缘政治经济冲突抬头，文明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升级，极端文化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都在威胁着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并且，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多重赤字都需要人类社会从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与实践经验中寻求智慧、汲取智慧，探索解决方案，共同努力解决治理难题，例如，跨国资本倡导的全球文化与既有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扩展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大发展的情况下，表面上由美国国家力量主导的全球文化传媒帝国，实际上深受跨国的、垄断的、隐形的大资本利益集团所构成的全球资本网络的控制。这种融合了权力和财富的新型霸权被称为“现在主宰世界的金融市场和公司的全球网络”。这个全球网络与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有巨大的利益重叠，同时也有利益冲突。后者主要表现为全球文化与美国传统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之间的冲突激化，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强调的“美国优先”和“真正的美国人”等口号表达了美国保守主义力量的文化危机感。这个全球网络正在渗透进各文明形态，重构其叙事，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构成新的挑战，甚至导致有的文明在消失，因而反向刺激不少弱势文明形态的“文化自觉”，其结果是世界多国多地区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复兴。
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进步不断冲击人类伦理，给人类文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首先，跨国资本网络正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生产自动化技术和生命技术等的不断进步。亚马孙、爱法贝（Alphabet）、爱彼迎（Airbnb）、脸书（Facebook）和优步（Uber）等平台爆炸式增长，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同时积累了前所未有的金钱和影响力。这些公司不仅有能力控制贸易，而且有能力控制法律、领土和自由。许多公司将其治理视为其商业模式的核心，以至于他们将用户称为“公民”。因此，平台化意味着城市治理和政治的转型，因为“数据是新形式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的产物”。其次，“金融+互联网+媒体”资本联手将互联网打造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在战时就是资本操控的战场，悄无声息但又无孔不入地入侵世界各国，渗透到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打造一个全球文化传媒网络以服务于资本利益集团的全球扩张，具有“技术化”“信息化”和“虚拟化”特点。再次，“千禧一代”和“Z世代”是在互联网世界成长的新生代，未成年网民低龄化趋势明显，被称为“数字原住民”，他们对于政治参与、生活消费、文化与文明的感知等更多来自互联网世界，已经和过去世代有着显著区别。最后，互联网的“殖民化”和现实地缘政治博弈在互联网世界的延伸一方面让他们深受全球文化影响，往往出现全球新生代社会思潮的同频共振；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更感受到文明多样性和交融性，因为全球化虽然存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别，但整体上是一种全世界多国多民族参与的双向、多向互动关系的全球化。
面对上述新问题新挑战，如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需要各文明形态根据各自历史和现实，对传统因素加以改造使之不断适应现代化、时代化要求，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四 结语
全球文明倡议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相契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批判性地借鉴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交流的实践探索，有助于打破美西方国家的“二元对立论”“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推动平等基础之上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世界不同文明形态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 徐 睿）
（本文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本文有删节，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转自 拉丁美洲研究 公众号）
